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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反犹太主义

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政治正确的平等”导致先今的反犹太主义和文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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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色列会受到全世界无数好人(包括以色列人)的憎恨,而这些人誓死要改善人类社会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或许我们换个说法,为什么这么多人(再一次包括以色列人在内)憎恨以色列,使这成为了道德上的特权呢?答案就在后殖民世界的愿景中。

以色列在后殖民时代的主要声音是以色列日报《国土报》(Haaretz)。《国土报》不仅概述了我们如今所该生活的世界,也指向了未来的理想世界。而这个未来的世界至少理论上,应该没有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以及其他正造成世界上的苦难真实存在亦或虚构的人类社会疾问题。

《国土报》并不是唯一对改善人类社会提供独特犹太观点的。然而,正如犹太人当初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锋那样,今天也可以看见犹太人把自身置于我称之为 “良善的反犹太运动”的最前线。这肯定是相互矛盾的,但却可以把这解释成对以色列的,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憎恶。

这一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窥探,其中有沉默的反犹太主义者和张扬的种族主义者,还有我们的政治正确文化所固有的另一种矛盾。 《国土报》上最近发表的一篇专栏中,专栏作者伊塔玛·佐哈(Itamar Zohar)对犹太裔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克(Louise Gluck)获得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深表不满。

格吕克的犹太人身份,让许多犹太人感到骄傲,但对佐哈来说却是一种尴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完全不提这一点。他认为这是一种尴尬,因为除了阿拉伯人以外,后殖民时代把种族身份认同视为种族主义(除非您是阿拉伯人?!)。 当涉及犹太人时,这尤其是严重种族主义。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是由种族、宗教和民族意识所融合的,而这正是良善的反犹太主义者所最厌恶的。

但如上所述,佐哈是良善的。所以诺贝尔奖委员会选择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位“白人女性”,他仍然能勉强认同,甭管格吕克本人其实是“闪族”(Semite),即不是白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格吕克看起来是“白人”,其原因与也门的犹太人看起来是“棕色”相同。 我们得了解的是,这些肤色是流亡所带来的危险(强奸和强迫通婚)造成的,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

但即便如此,在这个“白人”已成为叛徒标签的世界,不了解或不愿意接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议程,就会被视为真正的种族歧视。 这就是佐哈对格吕克被提名如此不满的原因。 他并没因此感到骄傲,而是谴责白肤色的瑞典人生活在“小而封闭的世界”中,仍然是“白人”种族主义者。

佐哈把格吕克获诺贝尔奖提名视为是依据是颜色/性别而做的决定。他建议委员会应该全面地根据不同的性别和肤色来选择候选人。为什么不选择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主义者,如牙买加.金凯(Jamaica Kincaid,At the Bottom of the River),克劳蒂亚.蓝京(Claudia Rankine,Citizen: An American Lyric)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The Color Purple)。如果他们不符资格,那么像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这样的黄皮肤日本人呢?

的确,那为什么不更改“白人”诺贝尔委员会的标准,以非白人性别和种族身份为入选考量而非才华?毕竟,诺贝尔奖的许多获奖者难道不都是才华横溢的白人吗?这不就证明了白人仍然认为自己比其他种族优越吗?因此,亲爱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世界改变成完全平等的社会,别去在意才华和能力了。应该追求的是涵括全人类的肤色(非白色)和性别(男人除外),让“正确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横行。

那么,那20%左右的诺贝尔奖犹太人得主呢?按照佐哈的逻辑,我认为,这也只能证明了瑞典人的狭隘主义,某种程度上依然带有犹太人是“神眼中的瞳人”的印象(比白人更胜一筹)。的确,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国家与生俱来就是种族主义的,那非以色列莫属。以色列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是一个被神所钦选的民族。 不成比例的犹太人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就是个证明。

那些追随后殖民思想的人们都知道或应该知道,对他们而言以色列是今天所有西方白人的民主国家都在奉行的,被阿基里·蒙贝布称为“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的最好例子。 死亡政治意味着政体有权以民族国家公民的福祉为理由主宰生杀权。美国,以及其海外战争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阿基里.蒙贝布(Achille Mbembe执着于以色列

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当代殖民占领,是奉行“死亡政治”的完整典范。如果死亡政治主张有组织地在种族主义的驱动下摧毁“其他民族” ,那么以色列和其 “神选之民” 的形上学观念就是滋生摧毁人类社会的种族主义的缩影。 难怪蒙贝布将以色列视为是由 “对敌人的渴望、对种族隔离的渴望和对种族灭绝的幻想”所驱动的国家。 或简单地说,让后殖民的以色列更符合纳粹国家的定义。

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何一个喀麦隆出生的学者如此执着于以色列,那是因为他或她没有了解到后殖民思想对拯救人类社会的愿景的吸引力。而且既然以色列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拯救人类社会,这就挑战了后殖民思想对救赎的矛盾理解。如果您能接受,我们正谈论的是反基督分子对以色列所发动的战争。这也就是如今已经完全接纳后殖民世界愿景的政治左翼如此憎恨以色列的原因。因此,良善的反犹太主义试图将犹太人视为毫无意义的,以谋求自身和人类的福祉。这就是为什么良善的反犹太主义也算是一种道德特权。

如果以色列确实是一个像纳粹那样奉行“死亡政治”的国家,那么要让其消失就必须替换其政治精神,其中可以做的,如以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来取代犹太殉难者(顺带一提,殉难者永远不会夺走他人的生命,但没人在乎)。 “对殉难的逻辑可有不一样的解读 ,” 蒙贝布这样说。 “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体现了这一点,他的尸体成为了 ‘救赎的调解者’。” 因此,巴勒斯坦死去的恐怖分子变成了自由本身的最终象征。

正如蒙贝布之类的著名学者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良善的反犹太主义所带来的危险,来自于他们完全不了解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犹太主义者这一事实。或者更糟的是,对他们来说反犹太主义是一种道德美德。 即便如此,良善的反犹太主义就如开明的法西斯主义一样致命。